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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小传 作者:周汝昌-第1部分

小说: 曹雪芹小传 作者:周汝昌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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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一、由此说起
二、启蒙时代—“殆将有变”
三、大清朝局
四、奴、籍
五、诞、生
六、金陵老宅
七、家遭巨变
八、百足之虫
九、再遭巨变
十、满汉
十一、正邪两赋
十二、流浪播迁
十三、被钥空房
十四、身杂优伶
十五、杂学
十六、当差
十七、交契
十八、虎门剪烛
十九、诗胆
二十、笔墨生涯
二十一、山村何处(一)
二十二、山村何处(二)
二十三、黄叶著书
二十四、村塾过从
二十五、一别经年
二十六、南游
二十七、脂砚
二十八、苑召
二十九、佩刀质酒
三十、文星之殒
三十一、身后(一)
三十二、身后(二)
三十三、余音






总序

  承华艺出版社的盛意,将这六部拙著重加印制流布,并锡以嘉名,命之曰《周汝昌红学精品集》,既感且愧。因为拙著皆难跻〃畅销〃之荣列,六部书中绝大多数是〃只印一次〃的,而且几乎都有十分曲折离奇的经过(一言难尽)。如果华艺是为了赚〃大钱〃,决不会看中了我这些书稿我之既感且愧,首在于此。

  这六部书,虽非我研红50年的全部述作,但也确实具有其代表性与创始性(originality)的意义,因此不妨乘此机缘略为申说。《红楼梦新证》初版于1953年9月,当年三个月内连续再版、三版(校订、增补),为彼时海外人士诧为异事,评价也高〔注一〕。但当时的认识,总超不出〃资料丰富〃这种表面现象,这原不足异。在我个人自忖,则此书的真正精神意度,并不在此。只看引用书目多达700余种,〃挖掘〃了一批〃史料〃,等等,未免〃买椟还珠〃之叹了——此书的首创性与价值所在,一是建立了〃曹学〃;二是将〃曹学〃与〃红学〃紧密绾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知:〃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来综合阐释《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同时也对比了高鹗伪续后40回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世界的迥异于雪芹原著)。

  《曹雪芹小传》出版于1980年,原是《曹雪芹》(1964,作家出版社)的修订扩充之本。雪芹的家世,已由《新证》考订粗备,而生平则史料奇缺,本是无法成〃传〃的,但为了填补这一巨大而重要的空白,〃知其不可为而强为〃,勉力以赴,钩勒出一个〃聊胜于无〃的轮廓来。书出后颇获专家学者的奖许与鼓舞,于是方悟此一主题虽然探讨起来困难万分,却是值得继续努力的一项〃扛鼎〃之重任与胜业。 

  上文已述,《新证》虽然〃曹学〃成份很重,实质是文、史、哲综合型论著。因此可以说〃曹学〃的正式成型,应以《小传》为其代表。  

  《红楼梦真貌》实质是〃版本学〃与〃脂学〃绾合同步的创例论述(这两门红学专科分支,在《新证》中也曾初步研论,但不及深入详究)。此书揭示的是众多古钞本中异文的繁多、复杂之惊人与难以审辨,我与亡兄祜昌对此所下的苦功夫最为浩大,此书乃一提要〃结晶〃,用科学的大量表格与数据显示了雪芹原笔与后人(多层次)妄改的实况例如有人迷信《庚辰本》,说它〃最好〃,其实从《真貌》中一看即知并非如此,它已有改得很坏的文句了。 

  同时探究了脂砚这位批书人与作者雪芹的特殊亲密深厚的异样关系。  

  《红楼访真》是考索雪芹笔下的〃西府〃〃东府〃的历史地点的奥秘问题。我的观点一向坚持认为雪芹的文学手法是以写实为基本的,其地点、人物,皆有〃原型〃。本书人多个层次证明了〃荣国府〃实址,由民间父老口传以至学者的诗文记载,加上我自已的研求,得出一个结论:此府原系康熙内定嗣位人皇十四子胤祯的废府所在,胤祯是被雍正(即胤禛)软禁而篡夺皇位的受害者〔〃东府原是胤■(敦郡王)废府,胤■是被雍正第一个惩治的政敌〕。这一份专题研究,不但可以引人〃入胜〃,而且揭示出这所关于曹家上世政治命运者至为重大。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是在美国讲学客居时的研究成果(1986…1987),北京、台北分出两本。此为首次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两结合的特例,前所未有。这并不是说此书即能包括偌大辉煌内涵,而是要点醒这一重大文化关系与芹书的文化地位与价值。仅此一点,其历史意义也就很重要了。 

  书分三编,上编专研〃自传说〃。中编讲〃痴〃的历史命题与涵义。下编提出芹书的独特叙事美学大对称对比的结构法则。全部是具有独创性的研论,甚异于一般常谈套语。 

  上编从巴金、鲁迅的红学观讲起,追溯了〃自叙传〃文学在中华文化上的源流,指出清人早已揭示《石头记》是雪芹〃自况〃,胡适只是〃复活〃了这一识见,而非创始。同时也引及了海外著名学者、小说专家夏志清、浦安迪(Andrew·H·Plaks)、高友工、刘绍铭诸位教授的论述意见,以为参证。〃自传说〃是〃红学史〃上的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受到批判最为激烈,本书的研讨,可供学人深思反省〔注二〕。 

  《红楼梦的真故事》不待多讲,它是我的〃探佚学〃的一个艺术形式的表现,体例新颖,目的是想窥视雪芹原著(被高鹗等人篡改以前)的小说重要思想内容与情节的发展变化。因为要想真正深刻理解雪芹的头脑与心灵,除此以外,尚无良法,是以应当不拘一格,设法寻究。我们虽难作到好处,但事情总要有个认真求真的开端,方可逐步接近较为完善的境地。 

  这六部书,已然十分清楚地表明:我的〃红学〃努力是〃分科〃而又〃综绾〃的。这六大方面,也许就都是〃红学〃的要害与精髓,其它分支衍生之学,应居次要地位。我们总还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更多学人给以关注。

  粗略而叙,已然可知:这门学问并非〃文艺〃〃小说写作〃的层次范围之事,而是属于中华文化大课题的一个项目了。对此,个人的学识才力,差距太大,万难胜任。50年所作,虽说〃尚称勤奋〃,而成绩实在微薄。回顾一下,惭愧得很。 

  华艺出版社的诸位,包括金丽红女士、郑治清先生,对于重新出版这六部书,热切逾常,多方敦促,这使我更是既惭且感。六部书最早的创始于1947年,当时还是在校学生,本科西语系,忽然旁务〃红学〃,确是不自量力。以后愈深入下去,愈觉自身学力识力之不足,加上各种工作条件也不理想,以致50年间,所获不过如此而已。即此可知,惭愧之言,不同于泛常的谦辞套语〔注三〕。我以为,〃红学〃既非一般文艺学而是中华大文化学,在她的面前,敢于染指涉足的,自然都会各显其〃能〃同时也会各出其〃丑〃。〃红学界〃目下的千姿百态,恰好说明了这一大道理。 

  感谢华艺出版社,感谢各方面的友好的支持襄助,感谢真正学者的批评指正凡真正学人,与人为善,绝不自私自利。50年研〃红〃,没有以此为〃衣食父母〃,借此为升官得禄、沽誉钓名的阶梯。拙著中历史留下的痕迹,不必复存的,略加收拾,但亦难尽掩,大体是以存原貌为主旨。还望读者多加鉴谅。 

  周汝昌   

  戊寅新正记于惜纸轩   

  〔注一〕以周策纵教授为代表的评语是〃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彼时海外以高价求购套购,也立即有了盗版书牟取厚利。(至于六部书中所获其它好评与事例,今不具列了。) 

  〔注二〕本人的〃红学〃观点的核心即是〃自传说〃,服膺鲁迅先生的论断:〃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属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批评批判者以为这违反了〃集中概括〃〃典型化〃的理论,斥为错误以至〃反动〃。但时至本年(1998)二月份,我注意到,《文艺报》报道了已有一套〃自况体〃文学作品编辑出版;相隔数日,又有《中国文化报》报道,1997年的长篇小说是〃写实为主〃。这是可资思索研究的重要课题。 

  (注三〕本人著述,所得鼓励,绝大多数来自普通读者群众的投函。至于公开发行专业刊物,则近年连续发文指教与批判,其势不减昔年。是以舆论界已有〃围剿〃之说复出了。在此形势下,华艺竟肯重出拙著,不能不说是胆识超常。我之既愧且感,是字字有其真实内涵的。

                    







  新春里才从墨西哥度寒假回来时,收到周汝昌先生自北京来信,说他最近已把旧著《曹雪芹》一书增删修订,改题作《曹雪芹小传》,即将出版,要我写一小序,以志墨缘。他这大著要出新版的消息,不但使我高兴,我想海内外所有爱好《红楼梦》的读者们也一定会雀跃欢迎的。

  大家都明白,我们对曹雪芹这伟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部完整的曹雪芹传,就连许多最基本的传记资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谁,一生大部分有什么活动,到今天还成为争论的问题,或停留在摸索的阶段。事实上,世界几个最伟大的文学家的生平毕竟如何,也往往令人茫茫然:像荷马与屈原,也许是由于时代太久远了,缺乏详细记载;但莎士比亚(1564…1616)比曹雪芹只早生一百多年,已近于中国的明朝末期,到今天大家对他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甚至有人还在说,那些戏剧都不是他作的。也许这些大文学家在生时正由于不受统治集团和世俗的重视,才有机会独行其是,发挥一种挑战和反叛的精神,创作出不朽的巨著罢。这样说来,好像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越会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我希望读者们在读这小传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临的是何等的一个极端棘手的难题。 

  可是我觉得汝昌写这小传时,却采取了一种很明智的态度。他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来。他所描述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政治演变和风俗习惯,都详征史实;对于曹雪芹身世的考证,比较起来也最是审慎;大凡假设、推断、揣测之处,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读者判断,好作进一步探索。这种以严密的实证配合审慎的想象来灵活处理,我认为是我们目前写曹雪芹传唯一可取的态度。 

  自从〃五四〃时期新红学发展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我们对《红楼梦》和它的作者、编者和批者的研究,已进步很多了。这其间,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论证史实之细密,都可令人敬佩。至于对某些问题的判断和解答,对某些资料的阐释和运用,当然不会得到每个人的完全同意。这本来是很自然的现象。一个顶好的例子,是他大胆建议曹宣的名字,多年来受人责难,直到康熙时的《曹玺传》稿被发现后,才果然得到证实。今后红学研究,基本上还需要大家来发掘更多的资料,并使它普遍流通,让学术界来广泛利用,作出各种不同的可能的解释,互相批评,铢积寸累,弃粕存精,以求逐步接近真实。〃实事求是〃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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