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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选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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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此,他们为基本的IBM系统提供附加产品,并围绕着IBM的中央处理集线器建立自己的产品。显然,当IBM不愿意进入个人电脑市场的时候,这些就是英特尔和微软的所作所为。    
      因此,客户其实并不想要一个完全只提供细分产品的供应商。他们更高的目的是要将更激烈的竞争引入电脑市场,并寻找一个新运算模式的供应商。    
      他们的这一目的达到了。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止,电脑产业中的数万家公司—其中有很多都只生存了数月或数年,都从市场上消失了。但是,这一动力机制也给电脑产业带来了冲击:电脑产品的价格更低,选择性也更大(值得一提的是,个人电脑产业巨子微软公司,取代了IBM,成为电脑产业的老大。所不同的只是,当年IBM依靠的是电脑主机业务,而微软公司则依靠的是台式操作环境系统)。    
    


第一部分 掌舵领航财务止血(2)

      尽管电脑产业中所发生的这些重大重组活动的结果是良好的,但也带来一个非常不理想的后果,那就是,客户现在不得不将技术整合到一个可以应用的方案之中,以便符合他的业务要求。以前,有一个总承包商名叫IBM、巴勒斯或者霍尼韦尔;现在,新的产业结构中,客户只有自己负责将所有的电脑整合工作承担下来。    
      由于整个电脑产业尚缺乏统一的产业标准,因而这一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电脑产业中      
    的竞争者,与我所知道其他产业的竞争者不同,他们都在试图制定他们“自己”独特的标准,如果没有带来很高的价格,他们是不会让产业中其他公司与自己的标准相关联或者了解自己的标准的。因此,标准的不和谐和要求的重叠,使得产生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都显得十分的困难(在下文中,我将继续深入讨论这一问题)。    
      作为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信息产业界的一个大客户,我最清楚公司整合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在美国运通公司,我们钱包大小的塑料信用卡就是在全世界流动的移动数据,这一事实带来了巨大的技术挑战。我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信息技术平台和一个合作伙伴,以便让我能够以自己喜爱的方式经营业务。因此,当我1993年加盟IBM的时候,我相信,为一些公司整合所有的产品部件(部分产品)并将解决方案交给客户,一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呢?因为到头来,每个产业都有一个整合者。当然,在这些环节中的不同阶段,还会有只为某一个成品提供部分产品的企业,例如,汽车工业中的钢铁制造商、家用电器的零配件制造商,或者金融服务中的营销商或税务申报代理。但是,在零部件到达顾客手中之前,有人不得不坐在生产线的最后,将所有这些部分产品以一种有创造价值的方式整合到一起。实际上,这个坐在生产线最后的人,就是在担负着将产品部件(部分产品)转换成价值的责任。我相信,如果说IBM有什么独特的位置或独特的行为能力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是成为那个生产线最后的角色。    
      那时候还广为流传的另一个神话就是,信息技术产业将继续向完全的分布式运算方向演变—或者是转移。一切都将越来越地方化、自给化、小型化以及更为廉价,直至世界上所有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某人的一块手表进行操纵。许多人还将信息的民主化价值导向了极至,他们接受了信息产业所许下的诺言,即所有的零配件都可以通用,或者用行业术语来说,就是可以“兼容”。    
      但即便是在我跨进IBM的门槛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空头许诺了。我已经在另外一个方面花费了太多的时间。那种认为所有这些复杂的、难以整合的和具有选择性的技术,将会被那些愿意成为自己总承包商的客户所购买,这一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不幸的是,1993年,IBM还是鉴于对行业内其他公司的错误认识,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公司正在走向分裂—也可以说正走向毁灭。    
      现在,我不敢确定1993年的我或者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是否能够重塑一个新的IBM。但是,鉴于IBM的规模和它在全球的广泛分布,摧毁它这一独特的竞争优势并将IBM分裂成一个一个独立的电脑零部件供应商—如大海中一条小鱼样微不足道,无疑是一种罪过。    
      在尚蒂伊召开的那个盛大的4月客户会议,以及我与其他一些客户和首席信息官们的会见活动,明显地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用一个以上的光盘驱动公司、用一个以上的操作系统运营公司以及用一个以上的UNIX语言来管理公司。这些客户和首席信息官也清楚地告诉我,我们实施整合战略的能力已经几近丧失了,而且,在IBM能够提供一种那时我们还不能提供的价值之前,还必须做许多事—但这些客户和首席信息官们同时也认为,只有IBM才能在产品的交付—完美的解决方案、将复杂的技术应用到解决商业难题中来的能力,以及整合等方面有所尝试。    
      因此,保持IBM的完整性,就成为第一个战略决策,也是我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决策—不仅是在IBM,也是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具体发挥这个整合过的公司的潜力。但我知道,如果IBM能够成为最前沿的技术整合器,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给客户和市场交出一份特别的答卷。    
      结果是,我们抛弃了那些为所有生产部分产品的公司提供首次公开上市服务的投资银行,也抛弃了那些只会按照官方财务报告的要求制作财务报告以便卖弄其个人能力的会计师,还抛弃了那些坚决认为打印机事业部应该被称为“Pennant”和存储事业部应该被称为“AdStar”的著名会计师。    
      我们停止了一切会导致公司每个事业部业务流程和业务系统产生分裂的内部活动,这是一件既费时间又耗精力的事。例如,即便是在财务混乱的时期,我们也不得不仅仅在美国范围内就聘用70多家不同的广告机构(以后就更多了)。人力资源部的员工也无可奈何地改变了补助计划,以便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即当有员工从公司一个事业部转到另外一个事业部工作的时候,就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国家、另一种语言体系、另一种流行趋势或者另一种客户群一样。    
      我开始告诉客户和员工们,IBM将保持完整。我记得,我的这一决策在高级经理团队中产生了复杂的反响—那些认为这样做就等于是使公司得救的人感到十分的高兴,而那些将公司分立看成是自己可以从“泰坦尼克号”上脱身并乘上救生船的人,则感到万分沮丧。


第一部分 掌舵领航财务止血(3)

      改变我们的经济模式    
      那个夏天第二个重项决策就是重建IBM的基本经济结构。在听上去有点夸大其词的公司发展指导方针看来,带来利润的业务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系统。你必须以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来销售产品,从而带来利润;你必须在这些销售量的基础上获得一个好的毛利润;你必须节约自己的开支,但又必须在销售、研究和开发、建设厂房和购置设备、可持续性财务控制、开发和运营广告等诸多方面进行投资。如果年收入、毛利润以及开支之间都能够相互衔接得很好,那么利润就会增长,还会出现正向现金流量。    
      不幸的是,IBM上述各个因素之间并没有衔接好:IBM的年收入增长缓慢,因为公司主要就是依靠主机业务赚取利润,而主机业务的销售量却一直下滑;公司的毛利润也在飞速下滑,因为我们不得不降低主机的价格以获得竞争力;惟一使公司这条大船稳定下来的办法就是,确保开支以高于毛利润下滑的速度下降。    
      开支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经过数月努力,首席财务官吉里·约克以及他的团队终于确定了IBM的开支…年收入比率—也就是,产生1美元的年收入,需要多少美分的开支,这个比率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平均来说,我们的竞争对手一般是花上31美分就能带来1美元的年收入,而我们则要花上42美分才能获得1美元的年收入。当我们将这些数据用乘法计算以便得出总的年收入时,我们发现:我们存在着70亿美元的开支问题!    
      既然将主机重新定位为一个长期的挑战性业务项目,我们还必须同时降低主机的价格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毛利润的下降,那么,惟一能够拯救公司的方法—至少在短期内能够拯救公司,就是大规模地削减不具有竞争力的开支。    
      因此,我们做出了两项重要的财务决策:第一,把分给股东的年底分红减半:从每股2。16美元下调到每股1美元;第二,削减开支89亿美元。不幸的是,第二项决策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裁员3。5万人,这是继1992年约翰·埃克斯裁员4。5万人之后的又一次IBM大裁员。这也意味着,给很多人带来痛苦,犹如雪上加霜。但是,为了生存,我们别无选择。    
      再造商业模式    
      早期所采取的这些节约开支的做法,对于维系IBM的生存固然必不可少,但我知道,这还远远不足以打造一个充满活力、发展的和成功的公司。为了实现后一个目标,我们还需要对IBM几乎所有臃肿的业务流程进行彻底改造。因此,1993年,我们开始实施一个巨大的再造项目—后来变成了IBM这个全球公司最大的再造项目,至少也是最大的再造项目之一。它持续了10年之久,随着项目的不断拓展,IBM内部几乎所有的管理流程都发生了变化。    
      再造是艰难、枯燥和痛苦的。当时我的一位高级经理说道:“再造就像是在你的头上点火,然后再用一根大棒灭火。”但是IBM的确需要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业务流程再造。    
      杰里·约克领导了这场再造。通过指明一些明显的浪费现象,他仅仅在当年就从我们的开支中削减了28亿美元。然而,对于那些并不明显的地方,整个再造做起来就显得十分艰巨和困难了。公司臃肿而缺乏效率,所以绝对需要自上而下地裁减冗员。    
      我们正在运转中的库存系统、财务系统、执行系统以及配送系统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属于老主机时代的变种,当时为了迎合24个独立事业部机制的需要,对这些系统又做了大大小小的修改。今天,IBM只有一个首席信息官,但在当时,IBM却有128个(确切数字)拥有首席信息官头衔的人—他们都负责管理自己的系统装置和为自己生产的应用软件准备设备基金。    
      结果就是,这种业务流程相当于是19世纪的铁路系统—拥有不同的铁轨、不同的标准以及不同的铁路所有的车辆分类方法。当一个财务问题需要好几个事业部联合起来予以解决时,我们却没有一个共同的方式来讨论。因为那时,我们一共有266个不同的总分类账户。有一次,人力资源部的人员真是气极了,因为他们发现,在公司某一个事业部被解雇的人,却在另外一个事业部得到了聘用。    
      针对公司内部所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发动全面进攻,而不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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