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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中国政治-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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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应用一种修正了的毛泽东主义模式。我们将指出某些最重要的改革,然后考察改变或阻碍其进步的那些问题。对这一时期的详细分析,可参见J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还可参见R洛塔编《毛是第五位:毛泽东的最后一次大战役》,芝加哥,1978年。    
    1969年以后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向公众生活灌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符号来维护其精神的努力。毛泽东的个人权威继续被用作政策合法性的代表,毛泽东主义的主题——自力更生、群众路线、继续革命和政治挂帅——渗入中国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官方声明坚持说“文化大革命”仍在向前推进,中国社会仍在开展毛泽东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它需要战斗的行动和更多的文化革命,以反对那些要使革命的目标半途而废的人。这种激进的宣传反对详细规定国家政策和计划,而鼓励一种实验的方式,它允许地方的各种多样化,更多地对准思想的改造而不是可以量化的目标。    
    更具体地说,继续革命的观念转变成了一些具体措施,通过把资源和地位转向中国社会特权较少的部分(即从精英转向群众,从城市转向农村)而培育一种更加平均主义的社会。官僚组织被简化,人员被精简。所有干部都花几个月的时间在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意识形态的学习。要求技术和职业专家与群众打成一片,批判他们实现个人优越感的资产阶级梦想。一些报告说,有压力要求领取高薪的人减薪,并要所有公民抛弃特殊化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政府行政机关的革委会推进到了其他单位,从而在工厂、企业、学校和其他机构的管理中安置了某些群众代表。    
    毛泽东主义的改革在教育、文化和公共卫生领域具有最大的影响。学校在60年代末关闭之后重新开办,某些变化已显而易见(见本书第五章更充分的讨论)。小学的入学率大增,由于将资源集中于这方面的努力,几乎全部儿童上了学;中学的入学率也迅速提高,但大学生人数仍然远低于1966年前的水平。学习课程缩短了;成绩、考试和理论学习降至次要地位;政治教育、应用和实际知识的学习以及体力劳动经验占了优先地位。实际上所有中学生在毕业时都分配到农村劳动。文艺政策只允许民众主义性质的革命主题,将文化艺术限于官方认可的几种表现形式,批判任何类似于封建的或资产阶级影响的东西;外国影响也是怀疑的对象。在公共卫生中,就像在教育中一样,主要努力是为农村地区服务。大批医生和医疗队被派往农村。改革推进的总方向是为全体人口提供最低的医疗服务,而不是给城市中可以进入先进医疗中心的少数人作特别医护。医学训练强调培养通才和医疗辅助员的大军(即所谓赤脚医生),他们可把简单的医护或辅助性服务延伸到村庄。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2)

    尽管“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经济政策,但60年代初期经济政策的广泛框架仍然未变。“农业为基础”、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户保留自留地等等仍然在实行,尽管有复活更多集体措施的讨论。当然,“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确实鼓励“反经济主义”的态度,它批评强调物质刺激或生产目标的做法。地方积极性、农村的发展、小型工业和工人参加管理要比以前受到更多的注意。    
    这些改革得到了大量宣传上的支持,并具有相当的影响,但它们不久就遇到了困难。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和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导致了以1972年2月“上海公报”为标志的中美重新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对外关系的重新定向,朝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联系,以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苏联的威胁也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严重问题,这使得“文化大革命”关于政治优先的观点处于困难境地(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七章的进一步讨论)。而且,毛泽东日趋恶化的健康和对政府事务正在减小的作用迫使其他领导人面对毛泽东以后时代的政治和战略结局,尽管他们在这位领袖仍活着时,并不愿意脱离他的指示。    
    机构的不确定性也阻碍了改革。国家和党的机关从1966—1969年的破坏性事件中恢复得很慢。许多有经验的干部被清洗,或是暂时放弃分配给他们的工作。1954年的宪法已经失效,而新的宪法直到1975年1月才通过。中共正在吸收许多新成员,尽管许多老干部的命运仍然不清楚。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作用正在变化,前者正在复苏,而后者则正从其60年代末的政治巅峰上跌落下来。这些机构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它们一天不解决,就必然削弱行政的效率。    
    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与“文化大革命”的宗派主义残余相结合,使领导层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见本书第六章有关精英冲突的进一步讨论)。1969年后的领导层最初是下述三个团体的政治联盟:最激烈的毛泽东主义者或叫激进派,他们通过与这位主席的亲密关系和对他的指示的掌握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是这一团体的核心人物;军队精英,他们虽然并不团结,但从国防部长林彪被指定为副统帅和毛泽东所选择的接班人这一点得到了好处;资深行政官员,由周恩来率领,他们代表了中国政治的温和路线遗留下来的势力。    
    事实表明,这一联盟是不稳定的。一个主要的分裂是1971年清洗林彪的势力,据称是由于林彪的反毛政变阴谋。林彪的垮台显然主要是由于他的权力野心,但和他与毛泽东更隐蔽的分歧也不无关系,特别是在对待苏联和美国的政策问题上。这还伴随着军队其他几个高级将领的清洗,随后是解放军影响的减弱,导致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艰难的平衡。前者试图维护更加激进版本的“文化大革命”的改革,而后者则竭力软化其后果,并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发展。当周恩来为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除的老干部恢复工作时,某些改革措施退缩了。最突出的例子是邓小平的复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与刘少奇直接有关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在1975年,当周恩来的健康恶化时,他成了政府工作实际的主持人。因此,1972—1976年时期的标记是:领导层内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对于关键性政治运动(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不一致的解释,越来越大的劳工纠纷和社会动乱,以及公开宣布的1974—1976年的经济放缓。当周恩来于1976年1月逝世时,激进派(显然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起了对邓的第二次清洗,总理职位给了相对来说是新人的华国锋。然而,邓小平的被罢黜只是加剧了冲突,导致进一步的动乱,这表现在1976年4月北京天安门广场愤怒的群众游行中。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移去了公开对抗的最后障碍。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3)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毛泽东以后时期(1976—1985)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毛泽东去世以后主导中国政治的主题,它强调物质刺激、效率、社会稳定和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规定和实现这一总体目标的努力在1976—1985年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华国锋试图推进一项继续保留许多毛泽东主义象征和政策的现代化纲领,以此来巩固他的领导权。这一努力并未能阻止邓小平正在上升的影响力,邓在1978年代替华国锋成了事实上的领袖,开始了深刻改革和重新评价毛泽东主义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大约始于1981年,中共通过了一个更谨慎的“调整”战略,导致改革和保守力量之间的平衡。我们简略地描述一下这每一个阶段,并在结束时对中国从革命时代到革命后时代的转变作一个初步的估计。对毛泽东以后政治的详细分析,见J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与政治》,韦斯特维出版社1985年;PR小莫迪《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政治》,纽约,1983年;以及V尼等编《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柯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对1976年以后的对外政策的分析,见H哈定编《80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以及M雅胡达《孤立主义的结束:毛泽东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纽约,1983年。    
    华国锋与偏离毛泽东主义方向(1976—1978)1976年10月初,华国锋逮捕了“四人帮”——这是给那四个激进派分子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和王洪文起的一个绰号——并发起了一场尖酸讽刺式的运动,反对他们歪曲毛的指示,以宗派活动破坏了政府和经济,在激进主义的幌子下普遍推行一条极右的路线。华国锋成了中共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同时继续保留总理职位。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这个新领导层集中精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责难“四人帮”要为中国在此前10年的几乎所有问题负责任。这是在毛泽东的名义下进行的,据说毛泽东在去世前亲自选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并已认清“四人帮”的分裂和叛逆性质。华国锋和他的同事显然希望维持毛泽东主义的合法性,避免公开背离毛泽东的遗产。同时,对“四人帮”的批评必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朝向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这些变化在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初见端倪,大会通过了一个新党章,肯定了华国锋的领导地位。同样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很快成了新政策的发言人。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国家宪法,进一步推动了一条新路线的产生。这两次大会和各个特定政策领域的一系列全国会议详细阐述了华国锋的“四个现代化”主题:在2000年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达到世界的前列,接近甚至超过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76—1985年的十年发展规划同样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提出了短期目标。华国锋论证说,周恩来在几年前已发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号召,只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才未能如愿;粉碎“四人帮”为社会主义团结和秩序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将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他还提出了加强教育、工作单位纪律和社会秩序、外贸、经济计划和管理的新政策。可是,要一个如此依赖于毛泽东遗产的领导人在毛泽东主义的体制中提出根本的变化,那是困难的。    
    华国锋温和的毛泽东主义在1978年越来越受到邓小平及其支持者的批评。年末,这个所谓的实践派(由于其实用主义的口号而得名,如“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力推进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更广泛的改革。许多问题集中到一起,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这一反对激进政策的群众抗议被打成了“反革命事件”,以便为镇压批评者的警察行动、第二次罢黜邓小平和肯定华国锋出任总理作辩解。同年11月,官方宣布这一事件是“完全革命的”行动,这表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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