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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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后组建“博尔赫斯”乐队，签麦田，出唱片，开始了新的音乐旅程。
他是校园民谣走向新民谣的桥梁，承上启下，不卑不亢。他的朋友里有老狼，民谣界的泰山北斗；有小河，通向未来世界的急先锋。如果老狼是班长，那么小钟就是民谣班的文艺委员。他爱电影，爱小说，奇幻的故事令他沉醉。他爱旅行，主要是为了邂逅艳遇，往往求之不得，所以称为忧伤的艳遇。周云蓬的歌迷多是教师、法官、工程师、政协委员、厨师、仓库管理员，人到中年者为多。小钟的歌迷，多为老周歌迷的女儿们，从初二到大四上学期的女生不等，且戴眼镜的占多数。
小钟有个小说讲了一个盲人驾驶员的故事，说的就是我，他既然信任我为新书作序，那我就闭上眼睛，启程了。身后是李皖老师的序和主角小钟的文字，掉沟里，可别怨我。朋友们，让我们上路吧，向着畅销书的康庄大道前进。
想念一条倒淌河
前一阵，网上有帖子，说歌手张浅潜在成都某酒吧只唱了半个小时就匆匆离场。帖子挺火，跟帖的人大多表示不满，并指出自己曾有与她类似的遭遇：演出迟到、不在状态等等。其实国内很多大音乐节邀请歌手时，都有一个潜在的黑名单，这个名单上的人，不是唱得不好，而是不好驾驭，属于个性歌手。据我所知，其中就有张浅潜的大名。
我跟她同台演出过好多次，有时候，她也会唱很多，比如2005年的深圳民谣音乐节，每个歌手限定三首歌，但张浅潜那天发挥得好，观众掌声不断，她就多唱了好几首，气得主办者张晓舟在台下直蹦。
张浅潜，比起我们现今活跃在前线的民谣人来讲，算是老前辈了。她1996年签约红星音乐，2000年获MTV最佳摇滚女歌手奖、最佳编曲奖。她同代的音乐人，张亚东、许巍、郑钧，早已占据了娱乐业的各个制高点，凡人难得一睹真容，出场费也是大数字的。时代的动车飞速向前，留下一个张浅潜，被撇在我们这个靠演出为生的民谣新军里，还有日趋没落之势，实在让人扼腕。
张浅潜给我们贡献过那么多好歌，比如她经典的《倒淌河》，我认为是最好的民谣歌曲之一。还有她那张专辑《灵魂出窍》，我称其为“破碎虚空”之作。可她的境遇却越来越糟糕，二十世纪，她还徘徊在北京东三环的团结湖；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退居至东五环外的高碑店的平房里，而且备受房东刁难。一次演出完聚餐，快结束时，听她发愁，说晚上回家，那一带很荒凉，路太黑，想找个网吧坐一夜，早上再回去。
她的境遇窘迫，我想，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唱片公司制遗留下来的后遗症。那时有经纪人、制作人、企宣，歌手什么也不用操心，甚至有人可以帮你背着琴。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是个单打独斗的时代，歌手不但要能唱歌，而且也要会谈判，会调音，会算账，还得自己写文案。她的个性显然不适应这种“十项全能”式的竞赛规则。但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时代留那么一两个有个性的歌手？当我们听她唱片的时候，我们享受了一个艺术家能给出的最好的果实，这个果实是由她的个性、她张扬的性情、她充满悖论的感觉生出来的，也包括她不谙世事的那一部分。我们往往会奢望又能吃到奇特的果子，又能看到一个四方周全、八面玲珑的人，岂知这是不可能的。
张浅潜的问题是，她的音乐做得非常好，但她不会经营自己。2011年她一月份有个巡演，二十天她安排了十场演出，有时候三天要跑三个城市，这需要很强悍的神经和体力。像我这种流浪歌手出身的人，都觉得吃力。所以造成了巡演状态不好，每一场观众不是很多，演下来还要赔钱，而且还招骂。
在我们的时代，音乐界的一个共识就是：唱片不好卖，但歌手还能通过现场演出活下去。然而，唱片中表达音乐的细腻、精雕细琢的多层次是现场无法替代的，而且有些人更适合坐在房间里，安安静静地在唱片上绣花。
还是希望有个唱片公司或者经纪人来帮她策划好的演出，帮她维护唱片的版权，让她即使演出少，也能维持自己的生计，继续做音乐。希望歌迷或媒体不要过于苛责她，给这个时代保留些许孩子气、神经质、浪漫主义。就像我们大地上所有的河都向东流，但也允许一条倒淌河独自向西。
特立独行的汽笛
最近“特立独行”这个老词从汉语海洋中一跃而出。它展翅摇翎飞向十四年前的王小波，那里有一头猪趴在房顶上，拉响汽笛，劳动的人们将错就错，欢天喜地地提前收工。王小波和他的猪兄一样反对被限制的生活，他们长出獠牙，冲破围剿，逃入山林，留下我们这些规矩人，老老实实地进入了《白银时代》。
我们生活在他的某部小说里，情节甚至比他的原著更引人入胜。这个时代的艺术家该有多幸运。你不需要采用西方的那些象征、超现实、荒诞、黑色幽默等手法，只是白描似的呈现就足够了。据我所知，别的时代的艺术家都巴望着穿越到我们这里来。
守着这样的好茅坑，视野之内，竟然再没出现小波似的作家，可见，他有多珍贵。
在我心里，王小波是一百年来文坛第一牛人。他身上兼有鲁迅的批判幽默和胡适的宽容自由主义。他是从唐朝移植过来的梧桐树，大概因为唐朝人要修地铁，由于水土不服，过早地夭折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笔下的男人，都住在我们这个时代，女人则清一色全是从大唐带来的。陈清扬、杨素瑶、小舅妈、小转铃、线条，那都是公孙大娘、鱼玄机、薛涛等人友情客串的。
就连那头猪，也是见过李白的牛猪，要不怎么会如此特立独行呢？看到网上，当初有个电视台主持人采访他，问：“你的小说里的爱情为什么没有诗意？”他大概以为诗意就是情深深雨蒙蒙，几度夕阳红，我仿佛听到整个唐朝都大笑起来。白银时代到底有多久呢？我们还活在他的《2010》里，盼望着有生之年能进入他另外的小说，如《红拂夜奔》，哪怕是《寻找无双》。
如果人生苦短赶不上，那我也希望特立独行的豹子一样迅捷的猪兄回来一次，趴在我们的屋顶上，为我们苦闷的日子拉响汽笛，让房奴们、车奴们以及啥啥奴们能卸下生活的重担，在春天的小河边洗个澡，唱着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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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炳的一天
到无锡演出，去探访阿炳故居，一间房子，家徒四壁，摆放着一双雨鞋和一张木板床。1950年12月4日，阿炳死在这里，身边没有一个人。外间是他的纪念馆，可以通过耳机听他当年的原始录音，《二泉映月》细若游丝，颤颤巍巍，从历史的深处飘来，伴随着杂音，就像江南的梅雨敲窗。
我想象阿炳的一天：早上，照常是要睡懒觉的。等到太阳晒到床上，抽两口烟，起床。先到家门口的“三万昌茶馆”坐一坐，听茶客们谈天说地，是否有啥新鲜事。就像我早上上微博一样。然后到“三万昌茶馆”门前的小广场上，开始一天的工作：拉二胡，唱新闻，唱无锡的哪个财主又霸占了一个丫鬟、日本人又干啥坏事了等等。如果挣到了钱，就来一盘蚌肉炒大蒜，再来斤黄酒，借着酒劲睡个下午觉。黄昏时，收拾行头——琵琶、二胡、歌单，跟媳妇董彩娣出门。路过公花园，那里的茶楼正在唱锡剧，很多老人在那儿骂政府。再向前走，出光复门（现在成了无锡的一环路解放大道），城外要比城里凉爽很多，路旁种满香樟树，阿炳一路走一路闻，等到香樟树的味道淡些了，就听到隐隐约约的闹市声。那是无锡最繁华的地带，毗邻火车站，戏楼、茶楼、客栈、妓院、饭馆、电影院，一家挨着一家。
快到“中国饭店”的时候，开始有老主顾招呼他了：“阿炳，来一段。今天我有朋友从上海来。”阿炳就拿出折子：二胡拉一曲两角，弹一曲琵琶五角；普通曲目两角，荤曲儿加价。阿炳先弹了段《昭君出塞》，客人是个跑买卖的，听不大进去。他又来了段《小寡妇上坟》。
拿到钱，阿炳继续往前走。过了大洋桥，就到了泰山饭店。他在路边摆个场子，施展他的平生绝技，从《二泉映月》到《听松》，再用胡琴模仿猫叫狗叫，老鹰抓小鸡，唧唧咯咯，弓弦穿梭处，世间百态，活灵活现。演出间歇，阿炳一摇钱罐子，很生气，钱不多。于是曲风一转，开始骂人……骂完了，气消，跟媳妇回家。城门已经关上了，但城上的日本兵是阿炳的忠实粉丝，一听胡琴声，赶快开门放行。
几十年前无锡的夜晚，灯火稀疏，万籁俱寂，阿炳拉着胡琴，一路走回家。那些半梦半醒的人，听到胡琴声，就知道阿炳下班了，翻个身，继续做他们的旧梦。
痴心不改，民营书店
每个城市都会有那么一两家品位良好，肃静近于冷清的独立书店。他们在卖什么？前有新华书店拦路，后有网络打折追杀，所有书香浮动月黄昏的小书店的背后，都伫立着一个默默赔钱的书痴老板。
1995年我到北京，北大东门外有个书铺街，那时摇篮中的万圣书园坐落于此。一个小小的门市，卖着高深的学术著作，对面还有一个卖打折旧书的分店。约文艺青年见面时，经常会在BB机上留言：万圣见。后来这条街被建设成了车流滚滚的四环。多亏北京这么一大块光怪陆离的文化土壤，万圣并没倒闭，而且成了京城文化的一个地标。
我四川的朋友，书痴宋杰，梦想着在成都建一个万圣一样的地标。每一次见他，他话里话外重复率最高的就是“地标、地标”，前年我去成都，他终于在宽巷子附近开了一家“象形书坊”，整天高高兴兴地坐在书架旁，没人也高兴，有人更高兴。如果你买的书特别合他的胃口，他还会请你吃水果、喝饮料。现场见一女士选书，库存无货，宋杰急忙打电话，让同城的另一家书店赶紧送过来，快递费由他支付。痴心如此。
我青岛的老友张亚林，爱喝扎啤吃蛤蜊。他在青岛大学对面开了一间“学苑书店”，房租很高，但他说，这辈子就喜欢干这个。他不管晚上喝了多大的酒，总会一大早起来，洒扫庭院，准时开业。搬把躺椅，坐在书店前，喝茶下棋。他还有个臭毛病，无论到哪个城市，看人街边的门市房敞亮，就会提议：这个适合开书店，什么时候我来开个分店。然后就指手画脚，不顾人白眼，规划何处摆书架云云。
绍兴蔡老师，热爱五四文化，开了一家“新青年书店”，理想是“不赔钱就算成功”。他有时进了一些好书，怕被买光了，自己还要藏起来一本。
深圳的阿飞，本来是开酒吧的，如今弃暗投明，开了间“旧天堂书店”，由于夫人魏籽是个大设计师，书店设计得像一个美轮美奂的梦。阿飞是个大胖子，但建设书店，日以继夜，夫妻熬了两个月，竟然减肥十几斤。别的书店主打是励志、教辅，他们的招牌菜却是诗集、黑胶唱片。除了卖书之外，还开辟一个玻璃屋顶的小院，作为咖啡屋。前不久，我和诗人廖伟棠在此做了一个诗歌与音乐的演出。接下来还有台湾“大大树”的钟适芳的讲座。
亲切的民营书店越来越成
